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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何以”

一是在社会大变迁的洪流中我们何以自守？二是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我们何以自为？三是在公司发展成就中我们何以自处？

一、在社会大变迁的洪流中我们何以自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近几年来，这种变革并未停止，而是更加急速和深刻。变革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新旧快速交替而导致的“迷失”，也就是原来的体系，包括信仰体系、价值体系、思维体系等在不断受到挑战，而新的体系又不能也不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这种情况下，社会失范、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虚无主义、享乐思想等等都随之兴起，贪污腐败也渐成泛滥之势。出现这些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很大一部分人面对变化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只能随波逐流，以急功近利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己。因此可以说，如何认识变化、如何面对变化、如何在变化中把握自己，是我们每个人在今天的社会中都要思考的重大问题。面对变化，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哪些应随变化而变化，即以变应变；而哪些又必须在变化中有所坚守不能变。概括而言就是：应该不断变化的是做事的方式，而在社会变迁中应坚守不变的是做人的正道。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守正出新”，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守正，讲的就是做人，要恪守正道，胸怀正气，行事正当。社会再怎么变，一些老理、一些常理不会变。守正，就是要守老理、守常理、守人理。在“守正”的基础上要“出新”，就是在做人坚守正道的基础上，做事要随机而变，懂得变通，勇于开拓，善于创造。今天，我们既要强调“创新”，也要强调“守正”。“守正”与“出新”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守正是根基，出新是动力，我们一定要守为人之正、处世之正，出行事之新、创造之新。也就是要“立品如山，行道如水”。要分清楚顺势而为与随波逐流的区别，有所坚守才能掌控变化，无所坚守则只能被变化所左右。面对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我们坚守正道必然会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甚至可能会吃亏、会孤独。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就是目前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应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暂时阶段，终将改变。我坚信，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一定是一个收敛的趋势，即一定会向“正道”的方向收敛、靠近。不正之道可能会暂时得利，但只有“正”才会“久”，任何企业、任何个人要想做长、做久，都必须要建立在“守正”的基础上，正道而行、正道致远。

二、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我们何以自为

商业领袖对于企业的发展毫无疑问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的专业经验、商业判断乃至人格魅力，都是独特的、稀缺的资源。应该充分承认商业领袖对企业的贡献、充分提供商业领袖施展才华的舞台。有时候，商业领袖可能看得更远一些、更深一些、更早一些，他的判断一时可能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接受、赞同，这时商业领袖出于公心、出于责任心，坚持一些自己的判断，强力推行一些决策，我也以为是良性的“强势”。所以，我们不能从一个领导人是否强势而简单地判断对与错、好与坏，而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将其放到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这样一个视角中去考察：一是要看商业领袖自我定位是否准确。商业领袖应须切记，自己是代理人。现代企业制度中，委托代理制是基本性质，我们不是股东不是老板，而只是受托管理资产的代理人，我们的权力、利益都是有契约明确规定的，除此以外的剩余控制权、剩余收益权不是我们的，对此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如果认识不清这一点，就有可能越界，把手伸向不该伸的地方，把钱放到不该放的地方。二是要看商业领袖是否能自觉地接受制衡。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本质上就是一个制衡的结构，商业领袖既要有发挥作用的自由空间，又要自觉地接受制衡，要尊重制度、尊重程序，严格决策规范。三是要看商业领袖是否能德才兼备。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给了商业领袖充分的决策权，这是对的，因为商业决策不是靠投票决定的，商业领袖必须要能在集中大家智慧的基础上，敢于拍板、善于决断。越是给了商业领袖这样大的自主决策权，越是对商业领袖的“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商德”，“商才”就可能会偏离轨道。商业领袖的拍板、决断一定要出于公心，如果夹杂上任何个人私利的考虑，就肯定会出问题。实际上，哪些决策是出于商业判断强势拍板的，哪些决策是掺杂了个人利益强硬推行的，周围人、投资者看得很清楚。因此，我们作为商业领袖，一定要把自己放到一个体系中、一个结构中去定位自己的角色、规范自己的行为。

三、在企业发展的成就中我们何以自处

业绩不管是在昨天，还是在今天、明天，都是企业赖以生存之本，也是经理人赖以立身之基。在企业发展取得成就后，作为经理人如何正确认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清醒把持好自己的心态与行为。企业发展了，经理人，特别是主要经营管理者肯定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应该为此自豪，组织也应该给予其应有的荣誉和利益。但面对业绩，切忌一个“骄”字，一个“弛”字。骄，就是在不断地成功之后，一些人就会自以为无所不能，自视过高、自我膨胀、唯我独尊，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弛，就是在成绩的陶醉中，松弛纪律，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缺少反思内省，自恃功高而胆子越来越大、底线越来越宽，最终陷入失败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因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一定要正确估量自己、清醒把持自己。

“三个问心”

一、每个组织、每个人在面临考验和选择时，都应不忘初心，问心而择
    每个组织、每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无数的选择，其中，有些重大历史关口的选择事关一个组织、一个人的整体命运，必须要慎重选择。而在这样的选择过 程中，不忘初心、问心而择至关重要。在选择中，必须要放下个人、放下眼前，看看我们这个组织、我们个人一生，所为何来?所欲何求?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要 牢记我们的理想信念。80年前，在遵义这个地方，21名伟大的革命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遵义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从1921年到1949年，在28年的夺取政权的历程中，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刚好处在中间。前14年是苦苦摸索、被 动挨打的阶段，后14年是逐步成熟、不断走向胜利的阶段。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可以用很多词来描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选择”。这次会议最大的成 果，就是选择了毛泽东，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实际上，这一选择的背后，是以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为代表的一批革命理想主义者内心 的选择。博古是当时中央的临时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是实际的军事指挥负责人，张闻天是遵义会议之后新推举出的总书记。如果这些人从个人私利出发考虑的话， 都可以选择不去建立、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他们确实是一批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批真正的革命家，他们从理想信念出发、从革命事业大局的需要出发，放下 一己私利，做出了一个高尚的选择，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选择，把毛泽东推上了在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这是一个正确而关键的选择，已经被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 人，许多在当时并不缺饭吃、不缺官当、不缺钱花，他们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投身革命，理想信念在他们的心里重于泰山。因此，面对重大选择时，他们自 然而然地能问心而择，能放下个人名利从理想信念出发决定自己的行为。
二、修身之严、用权之严、律己之严，都须做到问心而止
    十八大后，中央驰而不息地抓作风建设，推开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提出了“三严三实”的要求，对此我们务必要认真学习领会，并结合企业发展实际深入贯彻落实。
   “三严三实”既是纪律和准则的要求，更是理想和信念的要求。不管是“严”、还是“实”，首先都与每个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息息相关。
总书记提出，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所有这些严，首先要严在心上，要在心中有理想信念，心中有一把尺子、一面镜子。遇事要问心，与心中的尺子对一对、向心中的镜子照一照。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红线不能碰。特别是要知道一个“止”字，做到问心而止。
三、谋事之实、创业之实、为人之实，要做到问心而进
   “严”是要知止，“实”是要知进。如何谋事、如何创业、如何为人，也和理想信念有关。
    新中国建国之初的30年，一味追求精神上的纯粹，迷信政治运动，结果是人民生活一穷二白，经济上落后，国家也不富强,因此才有了改革开放，这个转型毫无疑 问是正确的。但过去的30多年，过多强调物质激励，理想信念讲得少了。把“实”字庸俗化了。认为理想信念、价值准则、事业追求等都是“虚”的，一切从个人 利益角度出发去衡量，将“实”等同于实利、实权、实得，“无利不起早”，于己有利的就是“实”的，于己无利的就是“虚”的。有利的就多做些，没利的就少做 些甚至不做，做事只想着自己能得到什么、眼前能得到什么。今天，我们应该为“实”正正名。我们所强调的“实”，应该和我们的理想信念融合在一起，我们要从 事业发展的需要、从理想追求的角度去看待什么是“实”、什么是“虚”。我们谋事、创业，要从“事业之实、组织之实”的要求出发，该作为的要作为，该担当的 要担当，该打基础的要甘于做打基础的工作。我们做事过程中，遇到困难、遇到矛盾、遇到问题、遇到公与私的选择时，也应该“问心”，问问与我们心中的理想信 念、事业追求是否一致，该进则进、该为则为。只有去除个人的私心杂念，做事的目的纯洁了，才能真正地从实际出发，查实情、用实功、讲实效。